2024年秋天，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场闭门研讨会上，一位跟踪中国经济超过三十年的资深研究员，对着满屋子的前政府官员和智库同行，说了一句让会场安静了足足五秒钟的话：
"我们过去四十年建立的所有关于中国的分析模型，现在可能都是错的。"
没有人反驳。
五秒钟之后，一位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接过话头，语气比他更直白："不是'可能'，是'确实'。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中国不是因为它变了，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真正看懂过它。"
这段对话后来被外交事务杂志部分引述，但远没有还原现场那种令人不安的气氛。
那是一种集体性的困惑：这些人用了几十年时间构建的认知框架关于中国会怎样改革、怎样开放、怎样融入、怎样在压力下让步正在一条一条地被现实击穿。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预测失误"的故事。
这是一整套西方精英阶层理解中国的思维操作系统，正在经历一次致命的崩溃。
01
要理解西方专家群体为何在2024年集体陷入对华认知危机，得先搞清楚他们过去几十年到底是怎么"看中国"的。
这套认知体系的根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苏联解体之后，弗朗西斯·福山那本《历史的终结》几乎成了华盛顿外交政策圈的"圣经"。
核心论断简单粗暴：自由民主制加市场经济，是人类政治制度演化的终点。
所有国家，无论文化、历史、规模如何，最终都会走上这条路。
中国当时的改革开放进程，在这些人眼中，恰好印证了这个判断。
深圳在长高，外资在涌入，私营企业在壮大，年轻人穿着牛仔裤喝可口可乐。
他们把这些现象串起来，得出一个令他们无比舒适的结论：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化，中国正在按照"我们的剧本"往前走。
克林顿政府时期，这套逻辑被正式写进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底层代码。
2000年，克林顿在推动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时，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说了一段极为经典的话大意是，互联网将改变中国，自由贸易将改变中国，当中国的中产阶级壮大到足够规模时，他们自然会要求政治参与权。
台下掌声雷动。
这段话后来被反复引用，几乎每一个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向都能追溯到这个逻辑起点。
接纳中国加入、放松对华技术出口管制、鼓励华尔街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所有这些政策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赌注：经济融合最终会驯服中国。
这个赌注不仅仅是美国的。
欧洲智库、日本政策研究机构、澳大利亚战略分析师，整个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察者群体，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基本上都在这个框架内做分析、提建议、写报告。
区别只在于乐观程度的细微差异。
有的人认为中国会在2020年前完成政治转型，有的人把时间线往后推了十年，有的人觉得过程会更曲折一些但几乎没有人质疑方向本身。
这就是问题所在。
当一个分析框架被整整一代人当成不证自明的公理来使用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检验的假设了。
它变成了一种信仰。
而信仰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当现实开始偏离信仰的预期时，信徒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检讨信仰，而是否认现实。
2012年以后，中国的发展轨迹开始明显偏离西方预设的"剧本"。
政治体制非但没有松动，反而进一步集中化。
国有企业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在战略性行业中强化了主导地位。
对互联网的管控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构建了一套高效运转的数字治理体系。
面对这些变化，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主流反应是什么？
"这只是暂时的倒退。""长期趋势不会改变。""经济压力最终会迫使他们调整。"
他们用"例外""暂时""倒退"这类词汇，把每一个不符合预期的事实包装成一个无关紧要的噪声信号，然后继续安心地使用那套已经过期的分析模型。
直到2023年和2024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这套自我安慰的机制彻底失效。
02
2023年年初，当中国宣布结束持续近三年的严格疫情管控政策时，西方金融机构和经济分析师普遍做出了一个高度一致的预测：中国经济将迎来一波强劲的"报复性反弹"。
高盛把2023年中国增长预期上调到5.5%。
摩根士丹利更为乐观。
彭博社的经济学家调查中位数指向5.2%。
逻辑很简单：三年压抑的消费需求释放，叠加政策刺激，中国经济理应出现一波V型反弹就像美国和欧洲在2021年经历的那样。
他们错了。
但有趣的是，他们错的方式比错的结果更值得分析。
2023年中国经济的确实现了5.2%的增长，从数字上看并不差。
但增长的结构和质地，完全不是西方分析师预判的样子。
消费复苏的确出现了，但力度和持续性远弱于预期。
房地产市场不仅没有回暖，反而在恒大之后又出了碧桂园。
外资流入数据出现了历史性的下降。
当年8月，中国商务部公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引发了一阵震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了接近三分之一。
路透社、彭博社、《金融时报》连篇累牍的报道标题几乎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外资正在撤离中国。
西方分析界迅速找到了他们熟悉的叙事框架：中国经济正在衰退，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见顶论"从小众观点一跃成为主流共识。
去年夏天，《经济学人》做了一期封面，标题直截了当" ?"。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经济学者德里克·西瑟斯更是公开断言，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日本式"的长期停滞阶段。
这套叙事在华盛顿迅速获得了政策圈的认可，因为它完美契合了两个需求：一是为美国对华科技封锁和经济脱钩提供道义和逻辑支撑"看，中国的模式本来就不可持续"；二是为美国自身的经济表现提供一面有利的对照镜"美国的软着陆成功了，中国却在下坠"。
但问题在于，现实从来不会配合任何人的叙事需求。
2024年的中国经济走势，开始系统性地偏离"中国见顶论"的预判轨道。
先看出口数据。
从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出口增速连续超出市场预期。
到第三季度，中国月度出口额多次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
更令西方同行感到不安的是出口结构的变化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这"新三样"的出口额突破了万亿人民币，同比增幅惊人。
再看产业升级数据。
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不降反增。
华为在2023年8月毫无预兆地发布了搭载国产7纳米芯片的 60 ，直接打脸了美国商务部此前"芯片禁令将有效阻断中国先进芯片发展"的政策假设。
到2024年，更多信号浮出水面：中芯国际的产能利用率回升，长江存储在闪存领域取得突破，中国的成熟制程芯片产能扩张速度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这些数据摆在西方分析师面前，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认知撕裂。
按照他们的框架，一个外资流出、房地产低迷、消费疲软的经济体，理应呈现全面衰退的态势。
但中国的出口在增长，产业在升级，技术在突破。
这些事实无法同时为真除非他们使用的分析框架本身出了问题。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者亚当·波森，2024年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用了一个颇为坦率的表述："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工具箱，可能需要全部更换。"
他说的是"工具箱"，但他真正的意思是"世界观"。
03
经济层面的认知崩塌只是冰山一角。
在地缘政治和外交领域，西方专家群体正在经历一场更为深刻的困惑。
这种困惑的核心，不是中国做了什么出乎意料的事，而是中国做事的方式、节奏和逻辑，完全跳出了他们习惯的分析坐标系。
拿中东问题来说。
2023年3月10日，中国外交部宣布，经中方斡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达成协议，恢复外交关系。
消息公布的那个上午，华盛顿的中东政策圈经历了一次集体性的"系统死机"。
不是因为沙伊和解本身有多出人意料两国的秘密接触早已通过阿曼等渠道进行了多轮。
令他们无法消化的是这件事发生的地点：北京。
过去半个世纪，中东和平进程几乎是美国外交的专属领地。
从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到卡特的戴维营协议，从奥斯陆协议的幕后推动到亚伯拉罕协议的台前操盘，华盛顿始终扮演着中东"首席调解人"的角色。
这个角色不仅仅是外交影响力的体现，更是美国全球霸权合法性的重要支柱之一。
而中国，一个在中东没有军事基地、没有驻军、没有传统安全同盟关系的国家，竟然完成了一次美国做了几十年都没做成的外交突破。
《纽约时报》中东事务首席记者本·哈伯德在报道中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措辞："这不是中国从美国手中'夺走'了什么，而是中国展示了一种华盛顿完全不具备的能力与冲突双方同时保持信任。"
这句话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美国的中东外交模式，本质上是"选边站"的模式你是我的盟友，我保护你、武装你；你是我的对手，我制裁你、孤立你。
这种模式在冷战中高度有效，但在一个多极化、利益高度碎片化的世界里，它正在丧失解决问题的能力。
北京的做法截然不同。
中方同时与沙特和伊朗保持深度经济合作关系，没有在任何一方的内部事务上附加政治条件，也没有在教派冲突中选边。
这种"等距外交"的模式，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教科书中几乎找不到对应的分析范式因为那些教科书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大国在关键地区必须选边，否则就无法投射影响力。
中国用事实证明了这个假设是错的。
更让西方战略界焦虑的，是这套模式的可复制性。
沙伊和解之后不到一年，中国在缅甸冲突调解、巴以冲突立场表达、乌克兰危机斡旋尝试等多个方向上，都展现出了同样的行为模式：不结盟、不选边、保持与所有当事方的沟通渠道畅通、以经济利益为杠杆而非以军事威胁为筹码。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02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两年中，"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外交调解能力的信任度出现了显著提升，而对美国和欧盟的信任度则在下降。
报告的作者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表述"北京正在成为一种替代性国际秩序的原型提供者。"
这对西方来说才是真正的"存在性威胁"。
技术封锁可以应对，贸易壁垒可以设置，军事威慑可以维持但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为，处理国际纠纷不必非得通过华盛顿，不必遵循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体系，不必在大国博弈中被迫选边那么美国领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根基，就不是被推翻了，而是被绕过去了。
绕过比推翻更可怕。
因为你甚至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对手来对抗。
没有人公开挑战你的规则，只是越来越多的人在你的规则之外，悄悄建立起了另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在2024年4月的一场公开讲座中，描述了一种弥漫在西方战略圈中的情绪。
他把话筒放下，双手交叉在胸前，停顿了三四秒，然后说：
"我们花了三十年���备应对一个'挑战者'。但中国不是在挑战我们它在做的事情更令人不安：它在忽略我们。"
04
如果说经济认知的崩塌和外交范式的失灵是两条平行裂缝的话，那么科技领域发生的事情，就是把这两条裂缝连通的那一锤。
2023年8月29日，华为 60 在没有任何事前发布会的情况下，悄然上架销售。
那天恰好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行程的最后一天。
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经过精心选择，外界至今没有定论。
但效果是确定的这款手机搭载的麒麟9000S芯片，经拆解确认由中芯国际采用国产化的7纳米级工艺制造。
华盛顿的反应分成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沉默。
沉默持续了大约48小时。
这种沉默不是淡定，是震惊。
因为美国商务部此前对芯片出口管制的政策逻辑，建立在一个核心假设之上：没有美国的光刻机和先进制造设备，中国无法生产10纳米以下的芯片。
这个假设被直接击穿了。
第二阶段是各种"解释"和"降温"。
有人说这颗芯片的良品率极低，有人说性能远不如台积电同级别产品，有人说这只是"一次性的技术成就"无法大规模量产所有这些说辞加在一起，传递的信息只有一个：我们不愿承认封锁失败了。
但2024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让这种自我安慰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2024年上半年，中国国产芯片、AI训练芯片领域密集传出进展消息。
华为的昇腾系列AI芯片开始在国内大模型训练中大规模部署。
壁仞科技、摩尔线程、海光信息等公司的产品迭代速度明显加快。
虽然与英伟达A100/H100之间仍存在性能差距，但差距的缩小速度，远超华盛顿此前的估算。
更具战略意义的变化发生在成熟制程领域。
中国在28纳米及以上制程的产能扩张速度，已经引发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结构性担忧。
2024年第三季度，中芯国际的28纳米产能利用率接近满产。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新建的晶圆厂项目加速推进，部分项目的建设周期被压缩到了行业惯例的三分之二。
这些数据汇集到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的桌上时，一位参与内部评估的人士对《华尔街日报》透露了一个判断："我们原来认为制裁会让中国的芯片产业延迟五到十年。现在看来，制裁可能只是改变了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路径，但没有减缓它的速度。在某些领域，甚至加速了。"
"加速了。"
这三个字是整个对华技术封锁政策最不愿意面对的结论。
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战略反噬：封锁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刺激了中国建立完全自主的技术供应链的决心和投入力度。
一个原本可能继续依赖国际供应链分工的中国芯片产业，正在被迫也确实正在走向全链条自主化。
兰德公司2024年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中，措辞非常谨慎但结论相当清晰：当前的技术管制措施存在"有效性递减"的风险，且长期来看可能产生"战略反效果"即在削弱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份额的同时，催生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中国本土供应商群体。
报告的结论部分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大意是：如果我们所有的封锁手段最终都加速了我们想要阻止的事情，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
而恰恰就是这种"无法回答"的状态，构成了当前西方对华认知危机最深层的焦虑所在。
他们不是输在了某一个具体的领域芯片、外交、经济模型他们是输在了理解对手的能力上。
三十年来用以分析中国的那套认知操作系统，正在被一个个具体事实证伪。
而新的操作系统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
用一位前五角大楼中国问题顾问在2024年阿斯彭安全论坛上的原话："我们不是在跟中国下棋。我们以为在下棋，但中国根本不在棋盘上。它在做一件我们没有名字来形容的事情。"
这句话被现场不少人引用，但引用的时候，大多数人的表情都带着一种不太舒服的沉默那种你意识到自己可能正站在一个时代分水岭上、却不知道水会流向哪里的沉默。
而要理解中国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西方的认知工具箱全面失灵，我们需要进入一个更深的分析层面。
05
2024年10月，一场不太引人注目的学术会议在伦敦查塔姆研究所举行。
会议主题本身平淡无奇"重新评估对华政策的分析框架"。
但会上发生的一幕，在后来的几个月里被参会者反复提及。
会议进行到下午三点左右，一位在英国外交部工作超过二十年的前驻华外交官站了起来。
他没有用，没有看笔记，直接对着在场的三十多位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说了一段话。
"各位，我想说一件让我羞愧的事。"
他停了一下，扫视了一圈会场。
"2018年的时候，我在一份提交给唐宁街的内部评估中写道，中国的科技追赶将在美国的出口管制压力下显著放缓。2020年，我在另一份评估中写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触及天花板，未来五年内将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减速。2022年，我又写了一份报告，判断中国的外交影响力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正在减弱。"
他把双手摊开，放在面前的桌上。
"这三个判断，现在全错了。不是小错，是方向性的全错。我曾经对自己的分析框架深信不疑，直到现实反复扇我耳光。"
会场里没有人笑。
因为在座的人心里清楚，他说的不只是他自己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中国研究界正在集体面对的问题。
这种集体性的认知失败，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一些人把原因归��为情报不足中国的决策过程不透明，外界难以获取关键信息。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根本原因。
因为很多被误判的事情，并不涉及保密信息。
中国在新能源产业上的投资规模是公开数据，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公开表述的，中国芯片产业的投入方向是公开的产业政策文件。
这些信息一直摆在桌面上。
问题不在于他们看不到数据，而在于他们看到数据之后，用错误的框架去解读。
这套错误框架的核心缺陷是什么？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如松在2024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提供了一个相当精准的概括。
他指出，过去三十年西方对华分析框架存在三个致命的"隐性假设"
第一，线性发展假设：中国的发展路径是一条从A到B的直线，而B的终点已经被西方历史经验所定义。
第二，压力传导假设：外部经济和技术压力会转化为中国内部的政策调整，且调整方向必然是朝着"西方期望的方向"。
第三，效率优先假设：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效率是任何国家政策制定的首要考量，因此中国最终会选择融入而非脱离现有国际经济秩序。
这三个假设在2012年之前或许有一定解释力。
但在此之后，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效了。
中国的发展路径不是线性的。
它在经济减速的同时加速产业升级，在外资流出的同时扩大出口份额，在房地产下行的同时培育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产业集群。
这种"同时做两件看似矛盾的事"的能力，在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找不到对应的章节。
外部压力没有按照预期传导。
芯片封锁没有让中国放弃自主研发路线回到购买美国芯片的老路上，反而催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国性芯片攻关运动。
金融制裁威胁没有让中国减缓去美元化的步伐，反而加速了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的推进。
经济效率也不是中国政策的唯一考量。
在稀土加工出口管制、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国产替代、在半导体设备的自主化方面，北京展现出了愿意为长期安全目标牺牲短期经济效率的决心这种决心的强度和持续性，远远超出了华盛顿的预期。
换句话说，西方分析师一直在用一套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操作系统来运行"中国分析程序"，而这个程序的底层代码与中国的实际运行逻辑根本不兼容。
最致命的地方在于，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打补丁"来修复的问题。
不是调整几个参数、更新几个数据模型就能解决的。
这需要对"中国是什么""中国要什么""中国能做什么"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一次从零开始的重新认知。
而这恰恰是最难的因为重新认知意味着承认过去三十年的判断基础是错的，意味着一整代中国问题专家需要推翻自己赖以成名的学术积累，意味着华盛顿、布鲁塞尔和堪培拉的对华政策需要从底层逻辑上重新设计。
这个代价太大了。
大到很多人宁愿继续使用那套已经失灵的旧框架，也不愿面对推倒重来的痛苦。
但现实不会等他们准备好。
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发生的几件事，让这场认知危机从学术争论升级为政策紧急状态
06
2024年10月到12月之间，三组看似不相关的数据，几乎同时出现在华盛顿各情报机构和政策部门的简报桌上。
拼在一起看，它们构成了一幅让决策者极度不安的图景。
第一组数据来自国际能源署。
2024年全年，中国光伏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突破了80%，风电设备全球市占率接近60%，锂电池全球产能占比超过75%。
这组数据本身并不新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已经持续多年。
真正令人警觉的是增长的斜率：在欧美加大新能源补贴力度的2023-2024年，中国的领先优势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扩大了。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和欧盟《绿色工业计划》合计投入了数千亿美元和欧元的补贴，目标之一就是降低对中国新能源供应链的依赖。
两年过去，效果有限。
美国新建的电池工厂多数处于延期状态，欧洲的光伏制造回流计划进展缓慢，而中国企业在同一时间段内完成了又一轮大规模产能扩张和成本压缩。
一位参与欧盟能源政策评估的官员私下对《金融时报》记者承认："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竞争对手的产能优势问题，而是一个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的代际差距。补贴填不平这个差距。"
第二组数据来自和国际清算银行。
2024年，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占比悄然突破了5%的心理关口。
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大，但变化的速度才是关键两年前这个比例还不到3%。
更重要的是，人民币结算增长最快的区域，恰好是美元结算份额下降最快的区域：东南亚、中东和拉美。
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部分石油贸易已经开始用人民币结算。
中国与巴西之间的双边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在2024年达到了一个新高。
上合组织框架内的本币结算机制进一步扩展。
这些变化单独来看，每一个都够不上"颠覆美元霸权"的级别。
但当它们被放在同一张地图上观察时，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清晰的趋势：全球贸易结算正在经历一个静默的、分散的、不可逆的多元化过程。
而这个过程的最大推动者和受益者就是北京。
美国财政部内部对此的评估措辞一直很克制，但据知情人士透露，2024年年底的一份内部备忘录首次使用了"结构性侵蚀"这个词来描述美元在特定区域结算份额的变化趋势。
第三组数据来自军事领域。
2024年，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中国军力报告》在篇幅上再创新高报告厚度从2020年的不到200页膨胀到了超过350页。
翻开具体内容，几个数据格外突出：中国海军舰艇总吨位增速持续领先，年度下水吨位连续第四年居全球首位；东风系列导弹的多弹头分导技术和高超音速滑翔弹头技术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的太空资产数量包括侦察卫星、导航卫星和通信卫星在2024年出现了一次跃升式增长。
五角大楼的评估报告中有一段话被诸多分析人士反复引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速度和规模，在某些关键领域已经超出了我们此前最激进的情景假设。"
"超出了最激进的情景假设"这句话的分量需要细品。
它意味着即使是美国军方内部最悲观的分析师，在几年前做出的预判，也低估了中国军事能力增长的速度。
这三组数据拼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令西方战略界极为不安的总体图景：在能源转型赛道上，中国的领先优势在加速扩大；在国际金融架构中，中国正在系统性地构建美元体系的替代通道；在军事能力上，中国正在以超出所有预期的速度缩小差距甚至在局部形成优势。
三条线同时推进，方向一致，节奏协调。
这不是一个陷入"日本式停滞"的经济体应该呈现的面貌。
一位供职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分析师，2024年年底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做了一个后来在华盛顿情报圈广为流传的发言。
他说："我们一直在等中国犯错。我们设置了各种陷阱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威胁、军事围堵等着中国在压力下做出错误反应。结果我们发现，中国不仅没有犯我们预期的错误，它甚至没有按照我们设定的议程来做出反应。它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优先级、自己的逻辑在推进。我们的所有压力测试，测试的不是中国的承受力，而是我们自己分析框架的有效性而测试结果是，我们的框架不及格。"
这段话击中了问题的核心。
过去三十年，华盛顿对华战略的底层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个词：反应性管控。
即通过设定议程来迫使中国做出反应，然后根据中国的反应来调整下一步施压手段。
这套逻辑预设了一个前提：中国是反应者，美国是议程设定者。
但现在发生的情况是，中国越来越频繁地拒绝在美国设定的议程上做出反应。
它不是正面对抗这些议程，而是直接绕开它们，去做自己认为更重要的事情。
稀土管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当美国升级芯片出口管制时，北京没有选择在芯片领域进行"对等报复"，而是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稀土加工技术出口管制和关键矿产出口许可制度。
这步棋让华盛顿措手不及。
因为在美国的政策推演中，他们模拟的所有"中国可能的报复场景"，都是基于"对等原则"来设计的你限制我的芯片，我就限制你在中国的芯片市场准入。
他们没有充分推演过中国会在一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进行非对称回应的可能性。
说白了，华盛顿的博弈模型里只预设了"下棋"的中国，而没有预设"掀桌子"或"换一张桌子打牌"的中国。
07
认知危机的深层根源，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
西方分析界对中国判断失误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技术性的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学家不够聪明、情报员不够专业或者数据库不够完善。
根本原因在于一个更深层的认识论问题：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一种与西方现代化路径根本不同的发展模式是可以成功的。
这涉及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文明优越感。
它不一定表现为公开的傲慢事实上，很多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文化抱有真诚的兴趣和尊重。
但在分析方法论的最底层，有一个几乎不被质疑的预设：现代化只有一条路，而这条路的终点已经由西方文明标定了。
这个预设有一个更学术化的名字，叫"现代化趋同论"。
它的核心主张是：所有走上工业化和市场经济道路的国家，最终都会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价值取向上趋同于西方模式可能速度不同，可能路径曲折，但方向不可逆转。
在这个预设之下，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被自动编码为一个"尚未完成的西方化进程"。
改革开放被理解为"中国向西方模式靠拢的起点"，而不是"中国探索自身道路的起点"。
每一次中国做出与西方预期不同的选择，都被解读为"暂时的偏离"或"即将被修正的错误"。
这种认知模式有一个致命的逻辑缺陷：它是不可证伪的。
无论中国做什么，都可以被纳入这个框架之内如果中国改革了，那是"在朝正确方向前进"；如果中国没有按预期改革，那是"还没到时候"或"暂时的倒退"。
这种框架永远不会被证伪，因为它把所有反例都归入了"例外"或"尚未发生"的范畴。
但不可证伪性恰恰是一个理论最大的弱点。
一个永远不会被证伪的理论，不是真理，是教条。
2024年，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公开承认这一点，虽然承认的方式各不相同。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在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论文中写道："我们可能需要接受一个令人不舒服的可能性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是西方模式的低配版或未完成版，而是一种独立的、自洽的、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高效运转的替代方案。承认这一点不意味着赞同它，但否认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将继续在错误的前提下制定政策。"
这段话在学术圈引发了激烈争论。
反对者认为这是在为威权主义"洗白"。
支持者则指出，这不是价值判断的问题，而是事实判断的问题你不喜欢一个东西，不代表它不存在，更不代表它不起作用。
在政策层面，这场认知争论的实际后果已经开始显现。
2024年下半年，美国对华科技管制政策出现了一个微妙但显著的变化。
商务部在更新实体清单和管制条目时，比2022年和2023年更加谨慎不是因为管制意愿减弱了，而是因为政策制定者越来越不确定自己的政策工具是否在产生预期效果。
一位参与政策讨论的前商务部官员在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采访时，罕见地公开表达了这种不确定性："我们非常擅长设计制裁。但我们越来越不确定被制裁的对象会如何反应。以前我们能预测，因为大多数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只有有限的选择空间。但中国的选择空间比我们估计的大得多，而且它的选择方式经常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种不确定性正在从技术官僚层面向战略决策层面扩散。
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中，对华政策是两党候选人都频繁提及的议题。
但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会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与2020年大选辩论相比，2024年两党候选人在对华问题上的措辞，从"如何赢得对华竞争"悄然转向了"如何管理对华关系中的风险"。
"赢"和"管理风险"这两个词之间的距离，就是过去四年西方对华认知变化的真实刻度。
"赢"意味着你相信自己理解对手，知道对手的弱点，有信心通过正确的策略取得优势。
"管理风险"意味着你不确定自己理解对手，不确定自己的策略是否有效，因此首要目标从"取胜"降级为"不要出现最坏结果"。
这种从傲慢到审慎的转变，在西方战略界的内部讨论中表现得更为直接。
2024年10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为《重新校准：美国对华战略的认知基础》的专题报告。
报告的核心结论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美国对中国经济脆弱性的评估需要根本性修正。
中国经济确实面临结构性挑战，但这些挑战并不会按照西方预期的方式和时间表转化为系统性危机。
北京展现出了比预期强得多的政策调整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
第二，美国的技术管制政策需要从"阻止中国获取"转向"加速美国自身创新"。
试图通过封锁来维持技术优势的策略，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封锁的效果在递减，而封锁的代价在累积。
第三，美国需要放弃"改变中国"的战略目标，转而接受"与一个不会按照美国意愿改变的中国长期共存"的现实。
这份报告在华盛顿引发的震动，不在于其结论多么激进类似的观点在学术界早已有人提出。
震动在于提出这些结论的机构：是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的核心智库，其发布的报告通常代表着精英共识的主流方向。
当开始说"放弃改变中国"的时候，意味着这个判断已经不再是少数异见者的声音，而是正在成为新的精英共识的一部分。
但"接受"和"知道如何应对"之间，还有一道巨大的鸿沟。
08
承认旧框架失效是一回事，建立新框架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而2024年底到2025年初的国际局势发展表明，西方在构建新的对华认知框架方面，进展极为缓慢因为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分析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利益结构和组织惯性的问题。
先说利益结构。
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涉及一个庞大的利益生态系统。
国防承包商需要"中国威胁论"来维持国防预算的增长；智库研究员需要对华竞争议题来获得资助和媒体曝光；国会议员需要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强硬来讨好选民；情报机构需要将中国定义为"首要威胁"来确保自身的机构预算和政治地位。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中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这个结论，虽然可能是事实判断层面的正确，却在利益层面是有害的因为它动摇了整个生态系统赖以运转的基础叙事。
这就造成了一个荒诞的局面：即使很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私下场合承认旧框架已经过时，但在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政策建议和媒体评论中，他们仍然大量使用旧框架的语言和逻辑。
因为改变话语就意味着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而在华盛顿的权力结构中，这种改变面临的阻力远比学术讨论中大得多。
再说组织惯性。
美国政府内部处理中国事务的机构设置，基本上是冷战体制的延续。
国务院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国防部的印太安全事务办公室、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这些机构的组织架构、人员配备和信息流动方式，都是按照"管理一个需要被施压或被接触的对手"的逻辑设计的。
但如果对手不再按照你预设的模式做出反应，这些机构的运转效率就会急剧下降。
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美国商务部在更新芯片出口管制清单时，需要评估每一项管制措施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实际影响。
但负责这项评估的团队，其分析模型的核心假设仍然是"中国企业在特定技术节点上严重依赖美国设备和技术"。
当这个假设越来越不成立时，评估结论的可靠性就成了问题但更换分析模型需要时间、资金和人才，而预算周期和官僚流程不允许快速调整。
一位曾在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工作的前官员，在2024年一篇发表于《华盛顿季刊》的文章中，用了一个颇为苦涩的描述："我们的管制清单更新速度是按季度计算的，而中国的技术替代速度是按月计算的。我们每次更新清单的时候，上一版清单管制的某些技术，中国已经找到了替代方案。我们在用一个慢速系统去追踪一个快速目标。"
这种制度性的反应迟钝，不是某个人的能力问题，而是整个体制设计的结构性缺陷。
当面对的对手是苏联一个体量庞大但创新速度有限的对手时，这种慢速体制是够用的。
但面对中国一个体量与苏联相当但创新速度和适应能力远超苏联的对手这套体制就显得笨拙了。
基于对这些结构性困境的分析，可以推演出未来一到两年西方对华政策的几种可能走向。
第一种情景：惯性延续。
旧框架在利益结构和组织惯性的保护下继续运转，对华政策维持"加码施压"的方向更多的实体清单、更严的技术管制、更紧密的盟友协调。
这种情景的概率较高，因为它不需要克服任何结构性阻力。
但其有效性将持续下降，而代价将持续上升表现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份额的进一步丧失、盟友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加大、以及中国自主创新动力的进一步增强。
第二种情景：策略性调整。
在维持战略竞争总框架的前提下，对具体政策工具进行选择性调整比如在某些技术管制领域做出有限放松，换取中国在其他领域的某种对等让步。
2024年11月拜登政府在任末期与北京之间的一系列低调沟通，可能就包含了这种策略性调整的试探。
但这种情景面临的政治阻力极大，因为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氛围下，任何对华"让步"都会被反对党攻击为"软弱"。
第三种情景：范式转换。
从根本上重新定义美中关系的性质不再将其定义为"零和竞争"，而是接受其作为"结构性共存"的现实，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政策框架。
这种情景的可能性在短期内较低，但中长期来看，随着旧框架失效的证据持续累积，这种范式转换的压力将不断增大。
的那份报告，可能就是这种压力的早期信号。
第四种情景：危机倒逼。
某个突发事件可能是台海方向的军事摩擦、一场意外的金融市场动荡、或者一次失控的技术竞争升级迫使双方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战略沟通和框架重置。
这种情景的风险在于，危机管控本身就需要双方对彼此有准确的认知，而认知失灵恰恰是当前最大的问题。
用一个有缺陷的认知框架去管控危机，结果可能比不管控更糟。
四种情景并非相互排斥。
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混合态在不同领域、不同时期，上述情景交替出现或同时并存。
但无论哪种情景最终成为现实，有一个趋势是确定的：西方对华分析框架的重建，将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充满阻力的过程。
而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前，政策失误和战略误判的风险将持续处于高位。
09
将视角从华盛顿拉回到更广阔的全球格局层面，西方对华认知危机所揭示的，其实不仅仅是"怎么看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现行国际秩序的认知基础设施正在经历一次系统性震荡。
过去七十年，国际秩序的规则制定权、议题设定权和话语解释权，牢牢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中。
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分配、的规则设计、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全球主要学术期刊和智库网络所有这些"基础设施"都是在西方主导下建立的，也天然嵌入了西方的认知框架和价值偏好。
这套基础设施在冷战后达到了影响力的顶峰。
那个时期，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国际化就是西方化这三个等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当成不言自明的事实。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最根本的冲击力不在于排名第二、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或军事实力迅速增长这些都是量变。
根本性的冲击在于：中国用四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三个等号是可以不成立的。
一个国家可以深度融入全球化，同时不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可以实现高度现代化，同时保留自身的治理逻辑；可以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同时拒绝接受现有体系中那些不利于自身的规则安排。
这个事实一旦被充分消化，其影响远远超出中西关系的范畴。
2024年，"全球南方"这个概念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出现频率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金砖国家在2024年1月正式完成扩容，新加入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埃及和埃塞俄比亚。
扩容后的金砖国家在全球中的占比超过了G7。
这个变化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游戏。
更深层的含义在于，越来越多的中等强国和新兴经济体开始公开表达这样一种立场：现有的国际秩序不代表我们的利益，我们需要替代性的平台和机制来表达自身诉求、保护自身利益。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领导者"，不如说是"可能性的证明者"。
北京从来没有公开号召"全球南方"国家对抗西方秩序。
中方的官方立场一直是国际体系的"改革者"而非"革命者"强调的是在现有框架内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但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不需要任何人刻意推广，就已经在"全球南方"国家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个具体的例子：2024年下半年，非洲联盟在一份内部讨论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要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治理经验"。
文件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据了解讨论过程的人士透露，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推进和技术转移方面的做法，是讨论中被提及最多的参照案例。
另一个例子来自东南亚。
2024年，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在制定各自的产业升级规划时，参考的模板开始从"东亚四小龙"转向中国的经验特别是在国家产业政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协同、以及技术自主化方面。
这种影响力的扩散是安静的，但极其深远。
它不需要任何军事联盟或政治同盟作为载体，仅仅通过经济合作、基础设施项目和发展经验的分享就能实现。
这对于习惯了通过安全同盟来投射影响力的华盛顿而言，又是一个分析盲区。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24年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国在"全球南方"影响力的评估报告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在受访的42个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精英中，超过60%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本国"有参考价值"，而认为美国模式对本国更有参考价值的比例不到40%。
报告的作者对这组数据的评论值得逐字引用："这不意味着这些国家要'变成中国'。但它意味着在这些国家的政策精英心中，关于'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是可行的'这个问题，答案不再只有一个了。而当答案不再只有一个的时候，美国的影响力基础就不再是坚不可摧的了。"
这恰恰是西方对华认知危机的最终指向：它不仅仅是关于如何"看懂中国"的问题，而是关于"谁来定义什么是成功的国家发展"的根本之争。
过去七十年，这个定义权是单一的。
成功等于西方化。
强大等于民主化。
现代化等于自由市场化。
这些等式是整个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认知基座。
中国的存在正在瓦解这些等式不是通过宣传，不是通过对抗，而是通过事实。
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用一种与西方根本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脱贫，正在向高端制造和前沿科技发起冲击这个事实本身，对现有国际认知秩序的冲击，比任何军事威胁都更具颠覆性。
因为你可以用军事手段遏制一个军事对手，但你无法用军事手段否定一个成功的发展事实。
10
回到文章开头那场布鲁金斯学会的闭门研讨会。
那位跟踪中国经济超过三十年的资深研究员，在说完"所有分析模型可能都是错的"之后，又补充了一句话。
这句话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开报道中，但据在场的另一位参会者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转述
他说："我最担心的不是我们的模型是错的。我最担心的是，我们知道模型是错的，但我们找不到新的模型来替代它。这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将在一种认知的黑暗中制定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国和最大制造国的政策。在黑暗中行走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还以为自己看得见路。"
这段话几乎是对当前西方对华认知困境的完美概括。
2025年的国际格局正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节点。
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单一事件，而是因为支撑过去三十年国际秩序运转的一整套认知基础设施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共识、关于大国行为模式的预期、关于技术扩散路径的判断、关于国际制度有效性的信念正在同时经受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
而中国是这场压力测试的核心变量。
西方专家群体的集体困惑，本质上是一场认识论层面的危机。
他们不是在某个具体判断上犯了错事实上，过去几年的很多具体预测并没有错。
他们犯错的地方在于，他们将这些具体挑战嵌入了一个错误的总体叙事框架之中一个预设中国"必将按照西方期望的方式应对挑战"的框架。
当中国选择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应对方式不是崩溃，不是屈服，不是照搬西方药方，而是在承受压力的同时加速自主化和结构转型这个总体叙事框架就瓦解了。
而没有新的框架可以接替，所有具体判断就失去了锚定点，变得散乱而矛盾。
对中国而言，西方的这场认知危机既是机遇也是风险。
机遇在于，当对手不了解你的时候，你的战略空间会比对手了解你的时候大得多。
在对方的认知盲区中推进自身的战略议程无论是产业升级、技术突破、还是国际影响力的拓展所遇到的有效阻力会小于理论预期。
2023年以来中国在新能源、芯片自主化、外交斡旋等领域取得的进展，一定程度上就受益于对手的战略误判。
风险在于，认知失灵状态下的对手，比认知准确的对手更危险不是因为更强大，而是因为更不可预测。
一个不了解你的对手，更容易做出过度反应或误判形势的决策。
在台海、南海、科技竞争等高敏感领域，这种误判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归根结底，国际关系中最危险的状态不是对抗本身，而是在错误认知基础上的对抗。
两个彼此理解的对手之间的博弈，哪怕再激烈，也是可控的因为双方都能准确评估对方的红线和底线。
但两个彼此不理解的对手之间的博弈，即使烈度不高，也充满了失控的可能因为每一方都可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基于错误判断的决策。
2025年1月下旬，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场闭门午餐会上，一位在亚洲多国担任过大使的资深欧洲外交官，在餐巾纸上写下了一行字，递给对面的同事看。
那行字是：" is . is we ."
问题不在于中国变了。
问题在于，我们从来就没搞懂中国是什么。
这也许是过去这一年里，从西方精英圈子内部发出的最诚实的一句反思。
但反思只是起点。
从反思到理解，从理解到接受，从接受到在新的认知基础上重建策略这条路有多长，目前没有人知道。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条路走完之前，中国不会停下来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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